中国肿瘤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是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对于肿瘤患者而言，约30%的早期患者，40%-50%的中期患者和70%-80%的终末期患者会出现疼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抗肿瘤治疗效果。

近年来，我国在癌痛管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自2011年启动“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创建工作以来，国家相继出台多项诊疗规范与专家共识，显著提升了临床医务人员对癌痛管理的重视程度；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启动“县域医疗卫生机构癌痛全程管理精准能力提升项目”，通过系统化培训、技术帮扶等方式，着力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癌痛管理能力，逐步构建起覆盖全国的系统化、规范化癌痛全程管理指导体系。同时，我国阿片类镇痛药物合理供应从“限量供应制”逐步调整为“备案供应制”，一定程度缓解了用药需求。

尽管取得了一定进步，但目前我国癌痛诊疗仍存在诸多不足：癌痛在癌症患者中仍普遍存在，且中重度癌痛占比偏高；部分患者及医护人员对癌痛的认知仍有偏差，导致癌痛患者接受规范镇痛治疗的比例偏低；同时81.5%的患者存在用药依从性差的问题，加之公众对镇痛药物的副作用、成瘾性存在普遍担忧，这些因素均制约着我国癌痛诊疗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阿片类药物是中重度癌痛治疗的基石。我国《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8年版）》指出，阿片类药物是中重度疼痛治疗的首选药物；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日本姑息医学会（JSPM）也推荐强阿片类药物作为中重度癌痛的起始治疗药物。目前临床常用的阿片类镇痛药物主要分为三类：一是阿片生物碱及其衍生物，如吗啡、羟考酮、氢吗啡酮等；二是合成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美沙酮等；三是复方制剂，如氨酚羟考酮、氨酚待因片等，不同类型药物的作用特点、适用场景各有差异，临床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精准选择。各级医疗机构应当全面配备不同类型、不同作用机制的阿片类药物，以满足临床个体化治疗的需求。

在各类阿片类药物中，美沙酮的作用机制更加独特，它不仅能够激动μ、δ阿片受体，还可拮抗NMDA受体，因此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疗效显著，而且不易产生耐受，给药剂量不会快速增加。同时，美沙酮具有药物经济学优势，对于需要大剂量阿片类药物（等效口服吗啡剂量≥300mg/d）才能充分缓解的癌痛患者，可以轮替为美沙酮。此外，对于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或伴有神经病理性疼痛特征的慢性癌痛患者推荐使用美沙酮，对于阿片类物质使用障碍的癌痛患者也可使用美沙酮。当其他阿片类药物镇痛效果不佳或药物不良反应不能耐受时，可以轮替使用美沙酮。

目前，CSCO的核心专家正全力推进最新《CSCO癌痛诊疗指南》的制定工作，这也是我们行业内近期的重点工作之一，所有参与制定的专家都在全力以赴，力求让指南更贴合临床实际、更具指导性，真正助力我国癌痛诊疗的规范化、精细化发展。

过去很多参考方案来自国外指南，但中国患者的疼痛特点、药物代谢差异、基层医疗资源现状都有其特殊性。所以，新版指南纳入了更多基于中国人群的临床研究证据，比如阿片类药物在国人中的剂量范围、不良反应谱等，这样给出的推荐就更符合中国患者的实际诊疗需求。更重要的是，新版指南不再孤立地讲“怎么用药”，而是从疼痛筛查、全面评估、药物与非药物治疗、患者教育、随访管理到终末期照护，画出了一条完整的路径图。这意味着无论是基层医生面对普通癌痛患者，还是上级医院医生处理复杂难治性癌痛，都能在指南中找到对应的诊疗规范和操作指引，有效解决临床中“不知如何下手、诊疗不规范”的痛点。

所以我认为，这本指南不是一本放在书架上的理论书，而是一线医生可以随时查阅、照着去做的工作手册。这也是我们所有编写专家的愿望。

基层医疗机构就是癌痛诊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痛点”。我国大约70%的晚期癌痛患者最终会回到基层医院或社区进行终末期照护，因为针对肿瘤本身的有价值治疗已经非常有限，姑息治疗和生命最后阶段的支持主要在基层完成。然而，目前我国疼痛医疗资源呈现出“东强西弱、城高乡低”的结构性矛盾，很多基层医院缺乏专业的癌痛医生，用药理念滞后，规范化治疗执行不到位。

要破解这个困局，我认为需要多管齐下。首先是通过专业培训和理念普及，强化基层医生的癌痛规范化治疗意识，《CSCO癌痛诊疗指南》发布后，我们将重点在基层展开系统培训，真正帮助他们提升疼痛管理能力。其次是上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长期对口帮扶关系，实现“上下联动、双向转诊”，让难治性疼痛患者上得去、病情稳定后下得来。第三是推动阿片类药物在基层的规范配备，努力消除“有药不敢用、会用不敢用”的现实困境，同时加强处方监管，确保安全与可及并重。最后还要依托县域医共体建设，建立癌痛管理的同质化标准，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与三甲医院同品质的镇痛治疗，切实减轻他们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