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发肺癌高达106.06万例，死亡73.33万例，发病数与死亡数均位居所有恶性肿瘤首位。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肺癌的主要病理亚型，占所有肺癌病例的85%～90%。而在NSCLC患者中，驱动基因阴性约占40%～50%，且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NSCLC侵袭性强，早期并无明显症状，多数患者初诊即为晚期，失去手术切除的机会。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传统治疗方式主要是放化疗，同时由于缺乏“靶向位点”，新兴的靶向药物治疗获益有限。

近年来，随着免疫治疗相关研究不断突破，给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但临床研究与真实世界并不能划“等号”，临床研究中的受试者接受严格的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入组人群更加清晰、可控，而真实世界中的患者可能存在临床研究无法分析的复杂因素。同时，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的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 （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 1， PD-L1）表达状态也会影响免疫治疗的疗效，并非所有患者都可以在免疫治疗中获益。因此，伴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精准化、个性化的治疗理念成为肿瘤治疗的主流，这对于指导后续治疗的临床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模式应运而生。

从诊断到生存，MDT为NSCLC患者带来诸多获益。与未接受MDT的肺癌患者相比，MDT组患者具有更明确的病理诊断与肿瘤分期记录，有研究显示，MDT组和非MDT组进行病理诊断的患者比例分别为96%和87%（P＜0.01），记录了TNM分期的患者比例分别为100%和75%（P＜0.05）。MDT诊疗可以缩短患者诊疗等待时间，提高诊疗及时性，并进一步减少医疗费用，提升患者满意度。泰国一项纳入859例NSCLC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MDT组相较于非MDT组，支气管镜的中位等待时间（3和12 d，P=0.012）、病理报告（7和13 d，P＜0.001）以及手术安排时间（18和25 d，P=0.001）均显著更短。此外，MDT改善肿瘤患者生存已得到充分验证，研究显示，相较于非MDT患者，MDT组患者可显著延长中位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提高5年生存率（P＜0.001）。Meta分析结果显示，对于NSCLC患者，MDT组治疗结局优于非MDT组，接受MDT治疗的患者肿瘤分期比例更高（纳入4项研究，n=14 925，RR=1.36，95% CI：1.17～1.57，I²=89%）、治疗时间更短（纳入6项研究，n=15 235，平均差异=12.2 d，95% CI：10.76～13.63 d，I²=63%）、OS更长（纳入3项研究，n=38 037，HR=0.60，95% CI：0.49～0.75，I²=78%）。

另一方面，MDT还可以提高临床医师的个人综合能力，改善医疗团队交流与合作，提高治疗的指南依从性。美国一项针对492名参与MDT的医护人员的问卷研究显示，94.2%的成员认为MDT可以增加其他学科的知识，89.3%的成员认为MDT可以增强对复杂问题的认知。有研究显示，MDT治疗NSCLC患者临床决策与指南建议一致率高达90%，使患者获得最佳生存获益。来自瑞典的医护人员横截面研究也证实，MDT打通多学科沟通渠道，提高指南依从性，促进治疗决策更加精准、规范。

驱动基因阴性NSCLC从诊断到治疗需综合临床分期、个体差异、病理结果、肿瘤异质性、疾病发展趋势，综合多学科意见，来确立肺癌患者MDT诊疗方案，以平衡肺癌患者的治疗获益和风险。MDT诊疗模式充分考虑个体差异和肿瘤的异质性，可保证治疗方案的科学性，进一步改善患者预后。在此背景下，我们针对驱动基因阴性NSCLC多学科诊疗的实施规范及流程、MDT介入的临床场景及应用价值进行了深入研讨，联合成立多学科专家组发布本共识，旨在更好地指导临床医师进行驱动基因阴性NSCLC多学科诊疗的临床实践。

1. 共识发起机构与专家组成员：由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肺癌学组、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共同发起并联合成立多学科专家组，专家组成员来自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胸外科、肿瘤科、介入科、呼吸科、放射治疗科、影像科及病理科等相关学科专家。

2. 证据检索：本共识的临床问题主要来源于对一线临床医务人员的调研和相关文献，对原始问题进行了整合，并尽可能将问题解构为PICO格式，包含患者/人群（population）、干预措施（intervention）、对照/比较（comparison）、结局指标（outcome）的主题词，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中国知网，主要纳入了系统评价、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指南共识等。

3. 共识制定过程：共识制定工作自2025年2月启动，共识投票前，专家组成员结合MDT诊疗应用场景相关问题进行会议探讨，明确共识范畴，筛选临床问题，随后启动关键证据检索与筛选。2025年6月经讨论确定29个临床问题，并启动专家组成员投票。共识由执笔人撰写初稿，MDT专家组成员进行审核和修改，再由执笔人进行汇总及修改，最终形成终版共识。本共识专家组成员均不存在与本共识相关的利益冲突。共识一致性级别见表1。

1. 中国肿瘤MDT发展现状

中国肿瘤MDT实践大约经历了20年的发展历程，其中，国内肺癌MDT的起始时间及相关实践成效与国外报道基本一致，部分指标显示出可比性。国内外蓬勃发展的MDT使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大幅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肺癌MDT仍存在一些差距。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 NICE）指南推荐所有肿瘤患者治疗前开展MDT评估，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NSCLC指南推荐疑似或确诊多发性肺癌治疗前进行MDT评估，而中国肺癌MDT更倾向于分期较后、病情复杂的患者。

我国肺癌MDT开展相对普遍，但开展率不高，且对肺癌MDT的方案执行情况和随访工作有待加强。面向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收治肺癌患者的医疗机构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开展过肺癌MDT的比例为78%（887/1 137），其中有78.3%的MDT年诊疗占比不足50%，大部分肺癌MDT在固定时间开展且过去半年内开展频率主要为1～2次/月，单例MDT开展时长倾向于11～30 min。有36%的被调查者只对部分MDT患者进行随访，且仅34.6%的机构MDT方案执行率高于75%。第5次全国改善医疗服务行动第三方评估项目组对省级三级肿瘤医院2019年度MDT开展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发现，31家MDT开展率中位数为3.98％，其中，中部地区三级肿瘤医院MDT开展率中位数和MDT诊疗方案依从率中位数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肿瘤医院。

综合而言，我国MDT开展时间早、三级医院开展普遍，但也存在总体开展率低、且地区间和院际间MDT诊疗模式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2. 不同层级和类型医院的MDT经验介绍

（1）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具备完整的临床科室设置，包括胸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以及普通内科等专业团队，配备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直线加速器等医疗设备。在肺癌诊疗过程中，胸外科医师实施肺段切除、支气管肺动脉成形等手术操作；肿瘤内科医师依据基因检测结果制定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方案；影像科医师通过CT、MRI等检查进行肿瘤定位和分期评估；病理科医师运用分子检测技术分析肿瘤病理类型和分子特征；心脏、呼吸、内分泌等普通内科可针对合并症、并发症等进行合理处理。各学科专业人员在MDT讨论中提供各自领域的诊疗建议。

（2）肿瘤专科医院：肿瘤专科医院专注于肿瘤治疗，在肿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科经验。其MDT团队成员均为长期从事肿瘤诊疗的专家，对肿瘤的生物学行为、治疗方法有着深入理解。在肺癌综合治疗中，各学科基于基因检测结果及临床分期等客观指标共同制定规范化诊疗方案。

（3）基层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在肺癌防治体系中承担着关键的基础性工作。依托社区医疗服务网络，通过开展高危人群筛查项目，有效提升了早期肺癌的检出率。对于肿瘤确诊病例，基层医院通过分级诊疗机制，将患者转诊至上级医疗中心进行MDT评估和治疗。在完成专科治疗后，患者回归社区医疗体系，接受包括定期影像学复查、症状管理、营养支持等在内的连续性健康管理服务，实现从筛查、诊断、治疗到康复的全周期闭环管理。基层医院因地制宜组建简易MDT团队，由内科、外科和影像科医师共同讨论常见胸部肿瘤病例，通过与上级医院协作进修、专家指导和远程会诊等方式不断提升诊疗能力。

各级医疗机构在肺癌MDT诊疗中各有侧重。基层医院侧重高危人群筛查、随访与康复管理，承担分级诊疗中的首诊识别与转诊；肿瘤专科医院侧重肿瘤专科资源整合与规范化综合治疗；三甲综合医院侧重多系统合并症管理与多学科协同下的疑难复杂病例评估与救治。通过建立分级诊疗、远程会诊和双向转诊机制，可实现医疗资源优化配置，共同构建覆盖筛查、诊断、治疗和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在肺癌治疗领域，MDT模式已成为提升治疗效果、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策略。MDT汇聚了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学科专家，为患者制定综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然而，并非所有肺癌患者都适合直接进入MDT诊疗流程，科学、精准的病人筛选是MDT发挥最大效能的基石。

1. MDT患者筛选

中晚期肺癌患者，尤其是存在局部侵犯、区域淋巴结转移或潜在远处转移风险的病例，适合MDT。对于临床分期为Ⅱ期及以上的NSCLC，其肿瘤可能侵犯纵隔大血管、主支气管等重要解剖结构，手术切除往往面临较大挑战。此类病例需通过MDT评估，由胸外科、放疗科、肿瘤内科等专家共同评估手术可行性，并制定个体化的新辅助/辅助治疗策略。同样，局部晚期患者的治疗方案选择也需通过MDT讨论确定。此外，对于解剖位置特殊的复杂纵隔肿瘤（如累及心脏大血管或气管隆突），因其诊疗过程涉及多个学科协作，也应纳入MDT讨论的适应证范围。

对于某些罕见或特殊病理类型的肺癌（如肺神经内分泌肿瘤），由于其独特的生物学行为及个体化治疗需求，常规诊疗模式往往难以满足临床决策要求。MDT整合病理科、肿瘤内科、胸外科等专家的意见，可优化治疗策略，提高诊疗精准性。在肺癌治疗中，分子检测结果对治疗决策具有关键指导价值。

患者的体能状态（performance status， PS）评分及重要脏器（心、肺、肝、肾等）功能是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重要考量因素。对于一般状况较差（如PS评分≥2分）或存在重要脏器功能不全的患者，MDT团队需全面评估治疗耐受性，权衡疗效与安全性，制定风险-获益比最优的治疗策略，如低强度化疗、姑息性放疗或最佳支持治疗等。对于合并严重基础疾病（如冠心病、糖尿病等）的患者，肿瘤治疗方案的制定需兼顾基础疾病的控制与抗肿瘤治疗的协同性。MDT团队应联合心内科、内分泌科等相关专科共同参与，优化围治疗期管理，以降低治疗相关并发症风险，同时避免肿瘤治疗加重原有基础疾病。

2. MDT操作流程

（1）患者转诊与登记：患者因肺癌相关症状（如咳嗽、咯血、胸痛等）首次就诊时，首诊医师需通过系统问诊、全面体格检查及初步影像学评估（胸部X线/CT），初步判断肿瘤的临床分期及病情复杂程度。对于病情疑难、分期较晚或涉及多学科治疗的患者，及时转诊至MDT门诊。MDT协调员负责接收转诊患者，并建立标准化登记档案，包括人口学资料（年龄、性别、职业等）、完整病史（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既往检查结果（影像学、病理报告、基因检测等）等，同时协调员将安排患者补充必要检查，如肿瘤标志物检测、PET-CT、病理活检等，确保MDT讨论时有全面、准确的资料。

（2）MDT团队组建与准备：肺癌MDT团队由以下核心学科专家构成：胸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根据实际情况加入扩展学科支持，包括呼吸内科、介入科、营养科、心理科等。MDT团队应确立主诊医师负责制，即由一位经验丰富的主诊医师（内科或外科）主导诊疗全过程，负责综合影像、临床、标志物等信息形成最终临床诊断。参与MDT的各学科医师应为相关亚专业领域专家，避免仅为科室代表。MDT协调员在讨论前72 h完成以下工作：整合患者结构化病历资料（临床病史、影像学、病理报告、实验室检查等）、生成MDT预讨论摘要（突出关键临床问题）、多学科预习、通过云端共享平台或院内信息系统分发资料。各学科专家需在讨论前完成：独立审阅（标注本学科相关重点）、初步建议（基于学科视角提出诊疗意向）等。

（3）MDT讨论：由首诊或主管医师进行系统性病例汇报，重点包含3部分核心内容，首先详细阐述患者的临床症状演变过程及体征特点，其次完整呈现已完成的各项检查结果和治疗经过，最后明确提出需要多学科团队重点讨论的关键临床问题。之后各学科专家按照既定顺序进行专业分析，影像科医师需全面解读影像学特征，包括肿瘤的精确定位、TNM分期评估、与周围重要血管及器官的解剖关系，以及是否存在远处转移等情况；病理科专家应系统分析病理学特征，涵盖组织学分型、免疫组化表达谱、分子检测结果（如PD-L1表达水平、驱动基因突变状态等）等关键信息；胸外科医师需要评估手术可行性，以及围手术期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肿瘤内科专家主要负责系统治疗方案的制定，包括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方案的选择依据，同时考虑不良反应的预防和管理策略；放疗科医师应阐述放疗指征、靶区勾画及剂量规划。MDT讨论须基于国家规范与临床证据，在充分讨论后，MDT团队根据患者病情、身体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综合制定个性化的最佳治疗方案，明确治疗顺序、各阶段时间节点及注意事项。所有讨论结果需尽快形成书面诊疗建议，并及时反馈至主管医师，确保治疗方案的有效落实。

（4）治疗方案执行与随访：治疗方案在与患者充分沟通并取得患者同意后开始执行。各科室按照方案分工协作，确保治疗顺利进行。应建立规范的随访制度，定期了解患者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及病情变化。随访信息及时反馈给MDT团队，为后续治疗调整提供依据。

3. MDT动态过程

（1）治疗过程中的方案调整

①疗效评估与反馈：在肺癌的治疗过程中，应按照关键时间节点（如化疗2～3周期后、放疗结束后）进行规范化疗效评估，采用影像学检查（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肿瘤标志物检测及临床评估等手段。若疗效不佳或出现进展，主管医师应及时反馈至MDT团队，由多学科专家重新评估病情、分析原因。

②MDT再讨论：MDT团队需要对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疗效不佳或疾病进展进行系统分析，包括耐药机制评估、治疗方案依从性审查及个体化治疗反应分析，经多学科综合研判后，重新调整治疗策略。例如，针对化疗耐药患者，考虑以下干预措施：更换化疗方案；换用或联合免疫治疗，或分子靶向治疗（基于再次基因检测结果）；引入局部治疗（如精准放疗或介入治疗）；转换至临床试验方案。所有决策应遵循循证医学原则，并建立后续疗效监测计划。

（2）患者病情变化时的应对

①突发状况处理：在肺癌治疗过程中，若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如Ⅳ度骨髓抑制、Ⅲ级以上放射性肺炎）或合并症急性加重［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发作、心功能恶化］，主管医师应立即启动MDT紧急响应机制，相关学科专家迅速到位，快速评估。根据患者状况采取分级干预：优先稳定患者生命体征，针对性处理病因，必要时暂停或调整抗肿瘤治疗，并按照通用不良事件评价标准5.0版持续监测病情变化。整个过程需确保多学科协作的时效性和处置措施的规范性。

②疾病复发或转移管理：对于治疗后出现复发或转移的患者，MDT团队需全面评估复发或转移部位、范围及患者身体状况，基于评估结果，制定个体化挽救治疗方案。对于局部复发且耐受性良好的患者，可考虑根治性再切除或立体定向放疗；广泛转移患者推荐系统治疗（含新型化疗方案、靶向/免疫治疗）；符合条件者优先纳入临床试验。同时建立动态随访机制，确保治疗方案的及时调整，最大限度延长患者生存期并保障生活质量。

4. 多学科持续协作与知识更新

（1）团队协作优化：为确保多学科诊疗质量与效率，MDT应建立制度化病例筛选与回顾体系，包括定期召开病理复盘与总结会；关注分析诊疗时效性、决策合规性及临床转归等关键指标；重点面向潜在可手术、家属意愿强烈等病例开展MDT，同时明确胸外科医师在MDT中的必要性；针对协作中的问题及时制定改进方案，持续优化团队协作流程，从而保障诊疗质量与效率。

（2）知识更新与人员培训：在精准医学时代背景下，MDT应建立多维度知识更新体系，包括定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如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会议，实时追踪前沿进展；建立权威指南更新预警机制；关注基于真实世界研究的创新技术转化；通过搭建“学习-转化-应用”闭环，将最新研究成果融入日常诊疗中，使患者同步获得最新治疗选择。

肺癌MDT诊疗体系由规范化流程和动态调整机制共同构成。标准流程确保诊疗规范，而动态MDT则根据治疗反应、并发症及病情变化实时优化方案，二者相辅相成，为肺癌患者提供全程精准的个性化治疗。

5. MDT申请单和会诊单模板

统一规范的MDT申请单和会诊单模板（扫描本文首页二维码查看附录A），能够确保患者临床资料在多学科间完整、准确传递，标准化讨论流程，提高会诊效率，为制定基于循证医学的个体化诊疗方案奠定基础，同时建立可追溯的医疗文书档案体系。

在驱动基因阴性NSCLC的临床诊断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肺磨玻璃结节的影像学性质判定，多发性肺结节是多中心原发灶抑或转移灶的鉴别，纵隔淋巴结转移的影像学评估，以及当影像学疑似早期肺癌但无法获取病理诊断时的临床决策等。上述情况目前常缺乏明确的诊断决策。初诊科室受限于经验与视角，可能难以准确判断病情并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因此亟需MDT的介入与协作。

肺部磨玻璃结节常被视为癌前病变或早期肺癌的征象，因此其影像学判断对患者后续治疗具有重要价值。目前肺结节在我国检出率差异显著，介于20%～80%之间；以磨玻璃影为特征的磨玻璃结节在低剂量CT筛查中的占比呈现地域差异，美国人群中约占肺结节的9%，而我国人群则高达20%～40%。当前鉴别肺部良恶性磨玻璃结节主要依赖CT特征和放射科医师经验，但诊断一致性面临严峻挑战。回顾性研究显示，3位资深放射科医师对磨玻璃结节的影像学判断仅达到中等水平的一致性；另一项多中心研究发现，6位资深专家仅对58%的实性/亚实性肺结节的影像学评估达成共识。这些现象凸显了磨玻璃结节影像学判断仍存在诊断标准不统一、主观性强等核心问题，亟待建立量化评估体系以提升诊断精准度。

对磨玻璃结节影像学判断方式，77%的专家选择由影像科提出倾向性意见，再由临床科室作出最终临床诊断；63%的专家认为在影像科与临床科室结合初步检查结果均难以明确诊断时，需通过MDT决定是否进一步行PET-CT或活检检查。

多发肺结节的多中心原发与转移灶的鉴别直接影响疾病分期及治疗策略制定，但目前临床实践中仍面临显著挑战。由于肿瘤异质性及对多原发肺癌临床病理特征认知不足，学界尚未建立公认的多原发肺癌诊断标准。美国胸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ACCP）建议，此类诊断需经MDT对所有可用信息进行系统评估后确定。《中国县域肺癌筛查共识（2020年）》指出，PET-CT在转移性结节及其原发灶鉴别中具有重要价值，但对多发性亚实性肺结节的鉴别存在局限性（如磨玻璃成分代谢摄取偏低）。《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建议，当多发肺结节的分类与治疗决策存在困难时，必须启动MDT讨论机制。基于此，上海市胸科医院组建了由胸外科、呼吸内科、放射科及放疗科专家构成的MDT团队，对多发肺结节进行逐一定性风险评估。

对于多发肺结节的来源判断，50%的专家倾向于由影像科提出初步判断，再由临床科室作出最终临床诊断；在影像科与临床科室结合初步检查结果均难以明确诊断时，83%的专家建议启动多学科诊疗，以决定是否进行多病灶同步活检及分子检测；另有27%的专家认为在初诊时即应通过MDT决策相关检测事宜。

纵隔淋巴结的影像学评估在NSCLC诊疗中具有核心价值，直接影响良恶性鉴别与临床分期的准确性。目前临床广泛应用的胸部CT扫描存在显著局限，敏感度（约60%）与特异度（约75%）不足导致假阴性率与假阳性率偏高，易造成漏诊或误诊。相比之下，PET-CT在纵隔淋巴结转移诊断中展现出更优效能，其敏感度达82%、特异度为93%、准确度为89%，但仍需警惕约10%～15%的假阳性与假阴性风险（常见于肉芽肿性疾病或感染性炎症）。因此，对PET-CT提示转移的病例，推荐联合胸腔镜、支气管内超声或纵隔镜等有创检查以明确诊断。现代纵隔分期已发展为多学科协作模式，基于循证医学的《NCCN NSCLC指南》2026年第5版强调分阶段诊断流程：影像学检查（CT/PET-CT）作为初筛工具定位可疑淋巴结，但最终诊断必须依赖组织病理学验证（如支气管内超声镜引导下经支气管针吸活检或纵隔镜活检）。

对于纵隔淋巴结影像学判断，63%的专家建议由影像科提出倾向性意见，再由临床科室作出临床诊断；当影像科与临床科室结合初步检查结果仍难以明确诊断时，83%的专家推荐通过MDT决定是否进行纵隔淋巴结活检或PET-CT检查；另有20%的专家建议在初诊时即由MDT参与决策。

病理诊断作为NSCLC诊疗的金标准，是预后评估与个体化治疗策略制定的基石。然而，当影像学高度疑似早期肺癌却无法获取病理标本时，临床处置需遵循多学科协作原则。国内外权威指南对此提出明确建议，针对中晚期肺癌患者，若其他检查无法明确病理，《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支持采用胸腔镜获取肺内病灶或胸膜组织，为系统治疗提供依据。对于单个亚实性结节且形态学高度疑似肺癌者，《中国县域肺癌筛查共识（2020年）》强调应由MDT决定后续诊疗路径（包括随访、活检、手术或非手术治疗）。ESMO《早期与局部晚期NSCLC诊疗指南》进一步指出，若经验丰富的MDT专家组综合评估认为临床及影像学提示恶性肿瘤概率极高（如持续增大的实性结节伴毛刺征），且获取病理组织的风险显著大于获益（如中央型病灶毗邻大血管），可免除病理确诊要求直接启动治疗。此外，《肺结节多学科微创诊疗中国专家共识》要求对病理活检高风险患者（如凝血功能障碍、肺功能极差），需至少由胸外科、影像介入科及呼吸介入科医师组成MDT团队，经医患共同决策后，可在无病理确诊情况下实施治疗。

对于影像学疑似早期肺癌但病理无法获取时，83%的专家推荐通过MDT决定下一步诊疗方案；33%的专家建议优先完善PET-CT以评估病灶代谢活性；20%的专家支持由外科进行手术探查。

在驱动基因阴性NSCLC的临床治疗实践中，仍面临诸多临床问题，如首次启动MDT的最佳时机，不同分期NSCLC患者综合治疗方案如何制定等。由于NSCLC的高异质性，MDT的介入必不可少。围手术期治疗阶段新辅助/辅助治疗策略的制定、最佳手术时机选择以及术后治疗方案制定；局部复发或转移晚期患者的系统治疗方案选择、局部治疗时机与方式、巩固/维持治疗策略，以及并发症与不良反应的综合管理等，均需要MDT综合考虑患者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实现患者的最佳生存获益。

NSCLC的高度异质性决定了MDT在提升诊断准确性、缩短决策时间和改善患者预后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国内外MDT启动时机存在差异。欧美国家倾向于全人群治疗前启动MDT。《ESMO驱动基因阴性晚期NSCLC诊疗指南（2025）》要求非鳞状细胞癌（尤其腺癌）患者治疗前必须经MDT讨论；《NCCN NSCLC指南》2026年第5版建议对偶然发现的疑似肺癌结节及多发性肺癌（无论是否确诊，N0～N1期）启动MDT。NICE指南《肺癌：诊断与管理》明确指出所有疑似肺癌患者均需转诊MDT评估，且所有确诊患者的治疗方案必须提交MDT审议。

相比之下，国内指南推荐的MDT患者入组标准更为严格。根据《肺癌多学科团队诊疗中国专家共识》，适合纳入MDT的病例主要包括：第1类，尚未确诊但高度可能为早期肺癌且预估能从MDT中获益的患者；第2类，在治疗过程中因疗效不佳、出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手术或放疗并发症需要调整原计划，或治疗存在重大争议以及疾病进展的各类患者。该共识还强烈建议（但不限于）以下类型患者进入MDT诊疗流程：局部晚期或晚期NSCLC患者、小细胞肺癌患者、高龄或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及并发症的患者，以及病情复杂的疑难病例。此外，《Ⅲ期非小细胞肺癌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2019版）》明确指出，所有专家一致认为Ⅲ期患者的治疗策略必须经多学科综合制定，需要结合患者的个体化情况，包括年龄、一般状况、治疗前是否有明显体重下降、具体的肿瘤分期、病理类型和分子分型等因素进行全面考量。因此，对于NSCLC治疗过程中MDT首次启动时机仍存在争议。这些差异凸显了MDT标准化实践的全球挑战，也反映了不同医疗体系对资源分配的权衡考量。

关于NSCLC治疗过程中首次启动MDT的时机，70%的专家认为应限于复杂病例（如分期或病理不明时）；40%的专家认为在拟行新辅助治疗前启动；27%的专家建议所有患者均在初诊时进行MDT。此外，也有专家建议无标准治疗方案时也可启动MDT。

早期NSCLC的治疗以临床治愈或根治为核心目标，尤其对Ⅰ期患者而言，实现生存获益最大化是临床决策的根本原则。《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明确指出，根治性手术切除（包括解剖性肺叶或肺段切除联合系统性纵隔淋巴结清扫）是早期NSCLC的首选局部治疗方案，外科医师在此过程中承担关键角色。对于因心肺功能不全或严重合并症无法耐受手术的高危患者，指南强调需由MDT优先介入评估替代治疗方案。国际共识进一步佐证这一理念，《中东与非洲地区NSCLC管理专家共识》指出，约30%的Ⅰ～Ⅱ期患者经根治性手术可实现5年生存率＞80%的显著获益，但前提是由胸外科、肿瘤内科及放疗科医师协同制定个体化策略。ESMO《早期与局部晚期NSCLC诊疗指南》则明确要求，所有多灶性肺癌患者均应通过MDT讨论以鉴别多原发癌与转移灶，确保精准分期与治疗决策。Ⅰ期患者的治疗方法选择至关重要，为实现患者生存获益最大化，MDT不可或缺。

对于Ⅰ期NSCLC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法选择，57%的专家推荐由外科独立决策手术方案；47%的专家建议应通过外科、介入消融科与放疗科的MDT共同确定最佳局部治疗方案；另有27%的专家支持在需要评估新辅助治疗时，组织包含外科、内科、放疗科及影像科等更多学科的MDT进行决策。

Ⅱ～Ⅲ期NSCLC作为局部晚期阶段，其治疗方案需综合考量具体分期（Ⅱ期、ⅢA期、ⅢB期、ⅢC期）、肿瘤可切除性、分子特征及患者体能状态等多维因素。Ⅲ期N2阳性NSCLC异质性大，切除性标准尚不统一，证据也有限。不同指南的处理不一，但普遍强调应由当地MDT综合患者情况、团队经验和资源，判断是否可切除并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2025》明确指出，对于无法手术切除的ⅡA～ⅢC期患者，同步或序贯放化疗是标准治疗策略。美国胸外科医师学会《局部晚期NSCLC多学科诊疗与可切除性专家共识》则强调，所有临床分期为ⅡA～Ⅲ期的局部晚期患者均应提交MDT评估手术可行性及综合治疗方案。《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明确要求，即使是临床评估为“可切除”的Ⅲ期患者，最终手术决策仍需经MDT综合研判，以平衡根治性切除与器官功能保留的获益风险比。

对于Ⅱ～Ⅲ期NSCLC患者治疗方法选择，87%的专家推荐通过包含外科、内科、放疗科及影像科等的MDT共同决策是否进行新辅助治疗；27%的专家支持由内科先行新辅助治疗后再评估局部治疗策略；17%的专家认为可由外科独立决策手术。

Ⅲ期NSCLC具有显著的临床与病理异质性，其治疗策略仍存在诸多争议。《Ⅲ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处理：共识与争鸣》指出，仅部分ⅢA期及少数ⅢB期患者具备手术切除条件，而绝大多数ⅢB期和ⅢC期患者因不可切除需接受以同步放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模式，强调所有Ⅲ期患者均应MDT会诊评估。《Ⅲ期非小细胞肺癌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2019版）》进一步明确，对术前确诊为ⅢA期-N2 （单站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专家一致推荐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序贯手术的方案；然而针对多站N2患者，新辅助治疗后手术与同步放化疗序贯免疫巩固治疗的选择仍存分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胸外科医师学会局部晚期NSCLC诊疗共识》提示，对于初始评估为不可切除的ⅡA～Ⅲ期患者（如肿瘤包绕肺动脉主干或侵犯纵隔多脏器），不应为追求手术转化而盲目实施新辅助治疗，此举可能导致治疗延误及额外不良反应。这一原则与ASCO《Ⅲ期NSCLC管理指南》建议高度一致，即所有疑似或确诊的Ⅲ期患者，在启动任何治疗前必须经MDT讨论，以制定个体化策略平衡根治潜力与生活质量。目前，各大指南共识对于Ⅲ期潜在可手术患者的治疗方法选择存在争议，需进一步探索。

对于Ⅲ期潜在可手术NSCLC患者的治疗方法选择，90%的专家推荐通过包含外科、内科、放疗科及影像科等的MDT共同决策后续治疗策略；30%的专家支持由内科遵循指南先行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以争取降期手术；另有17%的专家认为可由放疗科开展同步或序贯放化疗。

对于可切除和潜在可切除的NSCLC患者而言，新辅助治疗是改善患者整体预后的关键。尽管肺癌新辅助治疗领域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临床医师在治疗策略上各有侧重，尤其是在适用患者群体界定、最优药物组合以及治疗周期数等方面存在差异。驱动基因阴性NSCLC新辅助治疗选择包括免疫治疗、化疗、放疗之间的组合模式。新辅助化疗对患者5年生存率改善有限，而新辅助免疫治疗已取得明确突破，多项研究证实，免疫单药新辅助治疗可以改善患者预后，不良反应轻微，但疗效有限，主要适用于PD-L1表达水平较高的人群和特定人群（如拒绝化疗或身体状况较差者）。以CheckMate-816为代表的Ⅲ期研究证实，新辅助化疗免疫治疗联合在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和无事件生存时间（event-free survival， EFS）方面均可获益，且安全性可耐受，5年随访数据显示，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含铂双药化疗相较对照组有明确的生存获益趋势。此外，多项国内外研究一致显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作为新辅助治疗手段，显著改善可切除NSCLC患者的生存结局。KEYNOTE-671研究明确证实，在可切除NSCLC患者中，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含铂双药化疗新辅助治疗并术后继续使用帕博利珠单抗辅助治疗（持续至1年），可显著改善患者OS。众多免疫联合化疗的研究分析显示，不同PD-L1表达水平下观察到不同程度的EFS获益，PD-L1表达水平和EFS获益呈正相关趋势，PD-L1表达水平高提示患者潜在从新辅助免疫治疗中获益更大。此外，放疗可以降低局部病灶的肿瘤负荷，暴露肿瘤特异性抗原，刺激机体产生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激发全身免疫反应，多项研究证实二者协同作用提高治疗疗效。但也有既往研究提示，放疗在新辅助治疗中的应用可能增加手术难度，联合放疗治疗需MDT综合考虑对手术的影响。因此，需要MDT综合判断基于个体差异化的最佳新辅助模式。

基于新辅助治疗方案的复杂多样，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 IASLC）《早期可切除NSCLC新辅助和辅助治疗共识》强调，所有早期患者均需经MDT评估制定个体化方案；对于初诊可切除的ⅢA/ⅢB期患者，无论PD-L1表达状态如何，均强烈推荐术前接受免疫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治疗。

针对新辅助治疗方案选择，60%的专家推荐通过MDT共同决策新辅助治疗模式，包括是否联合放疗等；50%的专家建议，若无禁忌证，可由内科依据指南直接开展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

新辅助治疗后不会增加手术相关的死亡及并发症风险，但目前有关新辅助治疗后最佳手术时机判定尚无统一标准。目前的新辅助治疗临床研究普遍采用4～6周作为治疗与手术的间隔期，临床医师可根据具体临床情况在此范围内灵活把握。一项基于公开数据库的研究结果显示，新辅助治疗结束如推迟至6周后再行手术，显著降低患者OS，因此，《非小细胞肺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的共识与争议（2024版）》共识推荐新辅助免疫治疗与手术的间隔期为4～6周。IASLC《早期可切除NSCLC新辅助和辅助治疗共识》指出，专家组一致认为常规手术时机范围在3周（以确保含铂双药化疗后骨髓功能恢复）至6周之间。但目前除现有Ⅲ期研究提供的数据外，尚无充分证据支持某个特定时间窗作为最佳手术时机。《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针对Ⅲ期NSCLC患者的综合治疗，推荐外科医师在综合评估患者状况后确定手术时机。

关于新辅助治疗后手术时机判定，83%的专家推荐通过包含外科、放疗科、内科、影像科等在内的MDT共同评估决定；17%的专家支持由外科与影像科进行MDT协作评估；13%的专家认为由外科独立决策手术时机。

关于新辅助治疗的最佳周期数，仍存在较大争议。IASLC《早期可切除NSCLC新辅助和辅助治疗共识》指出，目前认为至少需要3个周期，但4个周期的治疗与KEYNOTE-671研究中观察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OS获益相关，该共识推荐新辅助治疗3～4个周期。《非小细胞肺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的共识与争议（2024版）》推荐新辅助免疫联合含铂化疗的治疗周期数为3～4个周期，并建议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及手术安排进行适当调整。对于可切除的Ⅱ～Ⅲ期NSCLC患者，该共识推荐在术前完成3～4个周期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含铂化疗，并于治疗2个周期后进行首次疗效评估，以期在最大化新辅助治疗获益的同时灵活把握手术时机。

针对新辅助治疗周期数的选择，67%的专家建议每2周期通过MDT进行1次再评估，以动态调整治疗方案；33%的专家支持采用固定周期数（如2或4周期）进行治疗。

术后切缘阳性是可切除NSCLC手术中的关键问题，明确切缘性质与病理分期是制定后续治疗方案的基础。《Ⅲ期非小细胞肺癌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2019版）》推荐，对于可手术切除的Ⅲ期NSCLC患者，若为ⅢA期T4、N0～1且术中切缘阳性（R1、R2），建议行再切除手术或放疗。《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针对不同分期做出建议：（1）ⅠA期（T1a/b/cN0）患者若术中发现为R1或R2切除，可选择再次手术或局部放疗；（2）ⅠB期（T2aN0）/ⅡA期（T2bN0）患者术中发现为R1或R2切除，可选择再次手术或局部放疗，后续是否化疗视情况而定；（3）ⅡB期R1切除患者可选择再次手术联合术后辅助化疗，或采用同步或序贯放化疗；R2切除患者则可选择再次手术联合术后辅助化疗，或同步放化疗。《NCCN NSCLC指南》2026年第5版则依据分期推荐：（1）ⅠA期（T1abcN0）切缘阳性（R1、R2）：推荐再次切除；（2）ⅠB期和ⅡA期（T2ab、N0）切缘阳性：推荐再次切除（优选）±化疗，或放疗±化疗（T2bN0期可选择联合化疗）；（3）ⅡB期（T1abc～T2aN1、T3N0、T2bN1）切缘阳性：推荐辅助治疗。R1切除后，再次切除+化疗，或放化疗（序贯或同步）；R2切除后，再次切除+化疗，或同步放化疗；（4）ⅢA期（T1～2N2，T3N1）、ⅢB期（T3N2）切缘阳性：推荐辅助治疗。R1切除后，序贯或同步放化疗；R2切除后，同步放化疗。目前有关术后切缘阳性的治疗存在较大争议，临床实践中需MDT确定治疗方案。

针对术后切缘阳性的处理方式，80%的专家推荐通过包含外科、放疗科、内科、介入科、病理科及影像科等在内的MDT共同评估后续治疗方案；33%的专家建议由外科、放疗科和内科进行MDT协作评估。

目前，Ⅰ期NSCLC术后辅助治疗的选择尚无统一标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2025》明确指出，ⅠA期NSCLC不建议辅助化疗；对于ⅠB期NSCLC（包括具有高危因素者），因缺乏高级别证据支持，常规亦不推荐辅助化疗。《Ⅰ期非小细胞肺癌围术期治疗决策专家共识》推荐，驱动基因阴性且伴有高危因素的ⅠB期NSCLC患者术后可接受辅助免疫治疗；而对于无高危因素的低危患者，建议基于微小残留病灶（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检测结果决定是否行辅助免疫治疗。《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具体建议：（1）ⅠA期（T1a/b/cN0）患者术后定期随访；（2）ⅠB期（T2aN0）患者术后可随访。对于ⅠB期患者，其术后辅助治疗需MDT评估，个体化权衡辅助化疗的潜在获益与相关风险。《Ⅰ～ⅢB期非小细胞肺癌完全切除术后辅助治疗指南（2021版）》针对Ⅰ期患者推荐：对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突变阴性、R0切除的ⅠA期患者仅需定期随访，不予辅助化疗；ⅠB期患者R0切除后通常也不推荐辅助化疗；若存在高危因素，应进行MDT评估，结合评估意见及患者意愿，可考虑给予术后辅助化疗。目前，对于Ⅰ期NSCLC患者术后治疗，尚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国内外主要指南和共识中的推荐意见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临床实践中治疗策略通常需MDT讨论后个体化制定。

对于Ⅰ期NSCLC术后患者治疗方法选择，37%的专家建议由内科独立制定术后辅助治疗方案；33%的专家支持通过包含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及影像科等的MDT共同决策术后综合治疗策略；另有7%的专家认为由内科与放疗科进行MDT协作以确定辅助治疗方案。

目前多项Ⅲ期临床研究证实辅助治疗在可切除Ⅱ～Ⅲ期NSCLC的临床获益，但当前临床实践中，术后是否接受辅助免疫治疗存在较大争议。研究显示，对于术前已接受过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患者，术后继续接受辅助免疫治疗可能为患者带来更大生存获益。对于术前未接受过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患者，PD-L1是探索较多的术后辅助免疫优势人群筛选的指标，但PD-L1表达与无病生存时间的相关性在不同研究中的预测结果不一致，IMpower-010研究仅PD-L1阳性患者获益，KEYNOTE-091研究虽显示全人群获益，但PD-L1高表达（PD-L1≥50%）人群显示阴性结果，因此目前PD-L1的预测价值尚未明确，有待进一步探索。

对于Ⅱ～Ⅲ期NSCLC患者，术后需依据其个体状态制定辅助治疗方案。目前多基于术后是否达到pCR来评估，或同时参考MRD、病理缓解深度（肿瘤残留百分比）、循环肿瘤DNA状态等，并结合患者意愿及经济条件来综合制定方案。ESMO《早期与局部晚期NSCLC诊疗指南》推荐Ⅱ期和Ⅲ期患者接受辅助化疗，但该决策需经MDT讨论制定。IASLC《早期可切除NSCLC新辅助和辅助治疗共识》指出，对于R0切除且接受过化疗的Ⅱ/ⅢA期、EGFR和ALK野生型患者，可根据PD-L1表达水平决定后续是否采用免疫治疗。《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放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推荐对于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且术后证实完全切除的驱动基因阴性可手术Ⅲ期NSCLC患者，常规不需要进行术后放疗，仅对经过MDT讨论认为局部复发风险较高时可选择术后放疗。《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中，对于R0切除患者，ⅡA/ⅡB期推荐辅助化疗，不建议术后辅助放疗；ⅡA～Ⅲ期术后如PD-L1表达阳性（≥1%）可在化疗后行阿替利珠辅助治疗。R1/R2切除患者，ⅡA期均应进行辅助化疗，ⅡB期R1切除患者可选择再次手术和术后辅助化疗，或同步或序贯放化疗；R2切除患者可选择再次手术和术后辅助化疗，或者同步放化疗；对于ⅢA期可手术的NSCLC完全切除术后推荐辅助化疗，不常规推荐术后辅助放疗，建议进行MDT会诊。目前，对于Ⅱ～Ⅲ期NSCLC患者术后治疗，国内外指南和共识推荐意见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临床实践中治疗策略通常需MDT讨论后个体化制定。

对于Ⅱ～Ⅲ期NSCLC术后患者的治疗方法选择，60%的专家推荐通过包含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及影像科等的MDT共同决策术后综合治疗方案；另各有20%的专家支持由内科独立制定辅助治疗方案，或由内科与放疗科通过MDT协作确定术后辅助治疗策略。

Ⅲ期NSCLC临床和病理异质性显著，相应临床治疗策略仍存争议。例如初始治疗同步放化疗还是序贯放化疗尚无明确标准；对于Ⅲ期不可切除NSCLC患者，手术风险较高，且术后复发率也较高，但对于一些经过新辅助治疗后肿瘤负荷明显减小、淋巴结转移得到控制，且患者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尝试手术切除仍存在争议。一些小样本研究和回顾性分析显示，手术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但也有可能因手术创伤、术后并发症等因素影响患者预后。而非手术治疗如放化疗、免疫治疗等则在不断优化和进步，其疗效也在逐渐提高，因此对于手术与非手术治疗的抉择仍需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情况。此外，对于Ⅲ期不可切除NSCLC患者，免疫治疗的最佳应用时机尚不明确，是应在放化疗之前、同步进行还是之后作为巩固治疗，目前仍存在不同的观点。部分研究显示，早期应用免疫治疗可能有助于激活机体的免疫系统，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而另一些观点则担心在放化疗前使用免疫治疗可能会增加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影响后续治疗的顺利进行。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2025》推荐，针对不可切除的ⅢA/B/C期NSCLC患者的治疗方案，应经由MDT讨论确定。《Ⅲ期非小细胞肺癌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2019版）》在治疗前评估方面指出，所有专家一致认为，Ⅲ期患者的治疗策略需多学科协作共同制定，在决策中应综合考量患者个体化因素，包括年龄、体能状况（PS评分）、治疗前是否出现明显体重下降、肿瘤具体分期、病理类型以及分子分型等。ASCO《Ⅲ期NSCLC管理指南》同样强调，对于疑似或确诊的Ⅲ期NSCLC患者，应在开始任何治疗方案前进行多学科讨论。

对于Ⅲ期不可切除NSCLC患者的初始治疗方法选择，83%的专家推荐通过包含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及影像科等在内的MDT共同评估并制定治疗方案；23%的专家支持由内科与放疗科通过MDT共同评估是否采用同步或序贯放化疗。

同步放化疗是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NSCLC的标准根治性治疗手段，而其后的巩固治疗对于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和延长患者生存期至关重要。PACIFIC研究证实，度伐利尤单抗用于同步放化疗后的巩固治疗可显著改善不可切除Ⅲ期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和OS，其5年OS率超过40%。GEMSTONE-301研究进一步显示，无论同步或序贯放化疗，舒格利单抗作为巩固治疗均能带来一致的PFS获益。ACIFIC-R真实世界研究也支持度伐利尤单抗在临床实践中的疗效，中位PFS达21.3个月。基于上述证据，《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2025》推荐度伐利尤单抗或舒格利单抗作为同步或序贯放化疗后的巩固治疗方案。《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则依据驱动基因状态给出细化建议：对于EGFR敏感突变阴性的患者，推荐在同步放化疗后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度伐利尤单抗）进行巩固治疗，或在同步或序贯放化疗后使用舒格利单抗进行巩固治疗；对于未使用TKI靶向药物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行巩固治疗的患者，若其存在较高的转移风险或同步放化疗期间化疗剂量不足的情况，可考虑采用巩固化疗。对于接受同步放化疗后的患者，其后续巩固治疗方案的制定需综合评估其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结果等多方面因素，可能需要MDT共同讨论决策。

对于同步放化疗后患者后续巩固治疗方案的选择，43%的专家建议由内科、放疗科、影像科、呼吸科等MDT共同评估决定；33%的专家建议由内科独立决策是否行免疫巩固治疗；另有30%的专家建议通过内科、放疗科与影像科的MDT协作进行评估。

NSCLC的局部复发通常指肿瘤在原发病灶部位或其区域淋巴结出现复发灶。针对局部复发的治疗，需根据复发部位、既往治疗史、患者体能状态（PS评分）以及分子生物学特征制定个体化策略。《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放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推荐，术后局部复发的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应根据局部复发后情况进行再分期，经MDT讨论后选择放化疗的患者可以在放化疗后序贯免疫巩固治疗。《NCCN NSCLC指南》2026年第5版指出，对于可切除的局部复发患者，再次手术仍是优先考虑的治疗方式。此外，对于此类患者，也可考虑采用外照射放疗或立体定向消融放疗。对于出现纵隔淋巴结转移的局部复发患者，如果既往未接受过放疗，优先考虑同步放化疗；若既往已接受放疗，则建议参考晚期NSCLC的系统治疗方案。针对NSCLC局部复发患者可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但疗效往往受到既往治疗手段影响。因此，最佳治疗策略应通过MDT进行综合评估后制定。

对于术后局部复发患者的治疗方案选择，绝大多数专家（97%）推荐通过包含放疗科、外科、介入科、内科及影像科在内的MDT共同评估治疗策略；仅少数专家支持由单一科室独立决策，3%的专家认为可由放疗科决定是否放疗，3%的专家认为可由外科决定是否二次手术。

寡转移是指转移数量有限的肿瘤状态，目前尚无明确定义，一般认为转移器官≤3个、转移病灶≤5个，寡转移患者通过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的整合方式有望实现根治或长期的疾病控制。寡残留指在首次诊断后经积极治疗后残留的数量有限的转移灶。寡转移分为同时性寡转移和异时性寡转移。同时性寡转移是指初次确诊时已经出现的寡转移灶，异时性寡转移是指经过治疗后一段时间出现的寡转移灶。肺癌寡转移/寡残留治疗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需要在原治疗方案基础上增加局部治疗（如放疗）或抗血管生成治疗、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的最佳顺序，以及对原发灶和转移灶实施根治性局部治疗的最佳方法等。

《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强调，对于经有效全身治疗后的NSCLC寡转移患者，加用放疗、手术等局部治疗手段有助于实现临床获益；采用多学科综合治疗策略有助于患者获益最大化。《寡转移性NSCLC的治疗：美国放射肿瘤学会/欧洲放射治疗与肿瘤学会临床实践指南》指出，尽管放疗是临床实践中最常用的局部治疗方法，但没有明确的公开证据支持统一选择放疗或手术作为首选方式，对于寡转移性NSCLC患者，根治性全身和局部治疗的治疗决策应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团队协作模式制定。因此，对于寡转移性NSCLC患者，推荐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讨论，以制定最适合的局部治疗策略，包括单独或联合使用放射治疗和（或）手术治疗。

对于寡转移/寡残留的临床治疗策略，绝大多数专家（93%）推荐通过包含放疗科、外科、介入科、内科及影像科在内的MDT共同评估制定治疗策略；仅少数专家（各3%）支持由放疗科、外科或介入科独立决策是否分别予以放疗、手术或消融治疗。

晚期驱动基因阴性NSCLC的治疗策略已从传统化疗转向以免疫为核心的治疗模式，包含免疫单药、免疫联合化疗以及免疫联合化疗加抗血管生成治疗药物的联合治疗，旨在最大程度地延长患者生存期并改善生活质量。对于驱动基因阴性NSCLC患者，需根据PD-L1表达水平选择免疫单药、免疫联合化疗还是化疗方案，是否加用抗血管药物或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 PD-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双抗形成“化疗+免疫+抗血管”四药模式仍存争议，需谨慎评估出血风险及体能状态。此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最佳持续时间仍缺乏共识，治疗通常会延长至疾病进展、无法耐受的不良事件或长达2年。一项回顾性分析中，只有大约20%的患者在2年后停止免疫治疗，而80%的患者继续维持治疗，但研究显示持续免疫治疗超过2年并未带来额外的生存获益，且免疫治疗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s）可能会随着治疗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因此，确定最佳治疗持续时间对于平衡疗效与不良反应至关重要。

当驱动基因阴性晚期NSCLC患者出现疾病进展时，需根据进展模式选择合适的耐药方案，基于不同耐药机制，原发耐药与继发耐药的选择存在差异。对于寡进展患者，可考虑局部治疗（如放疗、手术等）联合全身治疗，以控制局部病灶并尽量保留患者的器官功能。而对于广泛进展患者，则需要调整治疗方案，通常会选择更换化疗药物或采用新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药物等，以尽可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对于复发病例，最佳后线治疗也无统一标准，因复发机制复杂，涉及肿瘤内在遗传改变与外在肿瘤微环境进化，难以精准抉择治疗方案。此外，特殊人群如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PS评分2～3分、存在合并症（如心血管疾病、肺部感染等）等患者的治疗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高龄患者在治疗时需充分评估其身体耐受性，选择不良反应相对较小的治疗方案。总之，晚期NSCLC的治疗需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制定个体化方案。

对于驱动基因阴性晚期NSCLC患者，药物治疗选择需综合考虑患者PD-L1表达水平、体能状态以及既往治疗方案等因素。MDT评估可能更适合晚期患者的治疗方案制定，MDT讨论中，专家可及时评估并引入最新的治疗技术和药物，如免疫治疗等，为患者争取更多治疗机会，同时可协调多学科资源，全面管理并发症，确保治疗的安全性。部分医院的MDT团队还会推荐符合条件的患者参与临床试验，获取前沿治疗手段。

对于晚期NSCLC患者的治疗策略，60%的专家建议由内科独立制定治疗方案，53%的专家则建议通过包含内科、放疗科、影像科及病理科在内的MDT共同评估治疗策略。

MDT通过整合肿瘤内科、放疗科、呼吸科、感染科、心血管专科、老年医学科及药学等多学科团队，个性化制定针对不同临床情境下的治疗和预防策略。为高龄、合并血栓或感染等复杂情况的肿瘤患者制定更安全合理的用药策略，同时为免疫相关性肺炎及其他免疫相关不良事件、骨改良药物等关键不良事件的临床管理提供支持，全面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老年肺癌患者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多系统功能加速衰退，导致对抗肿瘤药物的吸收、代谢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老年患者合并基础疾病较多，合并用药比例较高，抗肿瘤治疗可能会增加药物蓄积的风险。

高龄早期患者是否接受肺部手术或其他重大手术干预，应主要依据患者的生理状态（生理年龄）而非实际年龄进行个体化评估。《老年晚期肺癌治疗专家共识（2025版）》指出，针对不同年龄分层及生物标志物特征的高龄患者，应个体化定制化疗策略，建议由MDT进行高龄患者治疗方案评估，制定包括药物剂量调整在内的个体化治疗策略。多学科专家应包括医师、护士、营养师、临床心理师和临床药师等，从合并症、多重用药、认知能力、跌倒风险、营养状况和抑郁程度等多维度评估患者安全性风险。

针对非常规高龄患者的治疗决策，90%的专家推荐由肿瘤相关科室联合呼吸科、心内科、老年医学科等共同开展MDT，综合评估其治疗策略；17%的专家认为由首诊肿瘤临床科室独立制定治疗方案。

肿瘤相关性血栓（cancer-associated thromboembolism， CAT）是恶性肿瘤患者常见的合并症，也是导致其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CAT与大出血、早期死亡等不良预后密切相关。CAT主要分为动脉血栓栓塞（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房颤动、脑卒中等）和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其中VTE最为常见，包括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 DVT）及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 PTE）。PTE的血栓主要来自下肢DVT，二者合称为VTE，具有相同易患因素，可以视为VTE在不同部位和不同阶段的两种表现形式。研究显示，NSCLC患者并发VTE的风险显著增高，不同研究报道肺癌患者VTE的发生率约为1.4%～13.9%，是肺癌的主要死因之一。

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对合并血栓患者患者至关重要。抗凝治疗是CAT管理的基石，但并非适用于所有患者。对于此类患者，介入治疗可作为重要的替代或辅助手段。然而，目前国内外临床指南在CAT处理策略上仍存分歧，尤其对于介入治疗的应用指征与时机尚未形成统一推荐。部分介入疗法尚缺乏大规模前瞻性研究及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也缺少特异性的评估工具与预后判断标准。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患者静脉血栓防治指南2024》指出，确诊VTE后的5～10 d，可以选择注射用抗凝药物（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或磺达肝葵钠）、口服直接Xa因子抑制剂（立伐沙班或阿哌沙班）。其中注射用抗凝药物更推荐低分子肝素治疗。《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版）》指出，在存在血栓禁忌证的非鳞状细胞癌、驱动基因阴性患者的治疗方案选择中，应避免使用含贝伐珠单抗或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的联合方案。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和欧洲胸外科医师协会联合发布的《胸外科患者肿瘤相关VTE防治指南》推荐将抗凝治疗作为肺癌合并VTE患者的基础治疗手段，其中低分子肝素被视为首选抗凝药物，但需密切关注潜在的出血风险。《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推荐，急性高危PTE或伴临床恶化的中危PTE，若有肺动脉主干或主要分支血栓，并存在高出血风险或溶栓禁忌，或经溶栓或积极的内科治疗无效，在具备介入专业技术和条件的情况下，可行经皮导管介入治疗；低危PTE不建议导管介入治疗；已接受抗凝治疗的急性DVT或PTE，不推荐放置下腔静脉滤器。

对于缺乏标准治疗方案且合并血栓患者的治疗策略，93%的专家推荐由肿瘤内科、心内科及血管外科等MDT共同制定治疗策略；40%的专家建议通过MDT动态调整抗凝治疗的方案与强度。

NSCLC患者感染症状可能不典型，需结合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病原学检查综合判断。NSCLC患者合并感染时，治疗前需评估感染类型和严重程度，合理选择抗感染药物，并注意与抗肿瘤治疗的相互影响。常见合并感染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细菌感染需依据症状、检查结果选用合适的抗菌药物并把握治疗疗程，尤其是结核感染要应对诊断挑战及治疗矛盾等；真菌感染要识别高危因素，克服诊断困难，合理选择抗真菌药物。

此外，PD-1或PD-L1免疫抑制剂一般不会独立增加感染风险，但可能导致一系列irAEs，可能需要使用皮质类固醇和/或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拮抗剂进行额外的免疫抑制治疗，免疫抑制状态下易增加感染风险，需加强监测和预防措施。一项回顾性研究研究表明，COPD是对免疫治疗反应更好的潜在预测指标，COPD的存在不会增加患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 pneumonitis， CIP）的风险。另一项针对合并慢性病毒性肝炎（乙型或丙型）的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回顾性研究显示，慢性病毒性肝炎并非免疫治疗的绝对禁忌证，但其在感染人群中的应用价值仍需前瞻性研究深入探索。

《实体肿瘤患者伴发肺炎临床诊疗实践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建议，全面评估实体肿瘤患者的肺炎风险，需综合考虑抗肿瘤治疗相关风险、肿瘤相关风险因素以及患者基础疾病风险因素。共识建议，实体肿瘤患者在抗肿瘤治疗期间如发生肺炎，应暂停抗肿瘤治疗，待患者急性感染症状完全缓解后，方可考虑重启抗肿瘤治疗；同时，对于疑难危重症患者，推荐组织MDT进行综合评估。欧洲临床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会指南建议，临床医师在治疗接受皮质类固醇和（或）TNF-α抑制剂治疗免疫抑制剂诱导的irAEs的患者时，应密切监测提示感染的症状或体征的发生，强烈建议采用包括肿瘤学专家和传染病专家多学科诊疗。

对于合并感染且缺乏标准治疗方案的NSCLC患者，97%的专家推荐由肿瘤内科、感染科等MDT共同制定治疗策略；40%的专家建议通过MDT动态调整抗感染方案及其治疗强度。

骨转移患者治疗过程中，MDT协作是优化疗效、降低并发症的关键策略。《中国肺癌骨转移临床诊疗指南（2024版）》强调，肺癌骨转移的管理不应仅限于骨相关事件的防控，更需整合全身治疗与局部治疗策略，在有效控制骨转移症状的同时兼顾患者心理因素，体现肿瘤患者身心并重的整体治疗理念。该指南给出具体建议：对确诊肺癌骨转移患者，推荐实施MDT评估，以制定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若无禁忌证，所有确诊患者均推荐使用骨改良药物进行治疗；但需注意，不推荐将其常规用于预防性治疗；为降低颌骨坏死风险，建议患者在开始骨改良药物治疗前及治疗期间，均应常规接受口腔专科检查。《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临床诊疗专家共识》建议，一旦确诊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应由口腔颌面科医师联合内科、肿瘤科、感染科等相关专科医师共同协商，制定综合治疗计划。

关于骨转移患者治疗过程中的MDT参与，47%的专家建议由肿瘤内科、骨科、放疗科等科室通过MDT共同制定治疗决策，并在必要时邀请口腔科参与；40%的专家建议可在出现颌骨坏死时启动MDT；另有37%的专家认为可由肿瘤内科独立决策。

肺癌患者发生免疫相关肺炎的总体发生率及重症比例均高于其他类型恶性肿瘤。Meta分析表明，免疫单药治疗NSCLC时，免疫相关肺炎的发生率约为3.1%～4.1%，其中重症肺炎占1.4%，致命性肺炎发生率为0.2%～0.5%。鉴于其较高的临床关注度，深入探究免疫相关肺炎的发病机制至关重要。在启动免疫治疗前，须审慎评估高危人群；治疗过程中则应密切监测病情动态变化，以期实现早期诊断和干预。多学科团队协作在免疫相关肺炎的诊治中具有核心地位，策略制定需依据肺炎的临床分级、严重程度及影像学分型进行个体化选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肺炎诊治和管理专家共识（2025）》推荐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MDT的模式诊断CIP，管理CIP的MDT团队建议包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科医师、肿瘤专科医师、放射科医师、病理科医师、临床药师、康复治疗师及护理团队，并建议呼吸专科医师全程参与CIP患者的管理。

对于合并免疫性肺炎且缺乏标准治疗方案患者的治疗决策，90%的专家推荐应由肿瘤内科、呼吸科、感染科等MDT共同制定治疗策略；少数专家（各7%）支持由肿瘤内科或呼吸科独立决策。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激活免疫系统抗击肿瘤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免疫系统过度激活，攻击自身正常组织，引发irAEs，这些不良反应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系统。严重irAEs显著增加患者的住院频率和时长，进而导致医疗保健成本上升。irAEs具有其独特性，需要根据受累的系统或器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一项系统综述回顾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的所有用于肺癌治疗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irAEs发生情况，其中5种最常见或最相关的irAEs为甲状腺功能减退、肺炎、皮疹、腹泻和结肠炎，以及肝炎。不同类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irAEs特征存在差异，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 CTLA-4）抗体抑制剂（如伊匹木单抗）引起的irAEs通常范围更广、发生率更高、特异性较低且毒性较强，相比之下，PD-1/PD-L1抑制剂（如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引发的irAEs发生率较低、特异性更强。值得注意的是，当CTLA-4抑制剂与PD-1/PD-L1抑制剂联合使用时，其不良反应会显著叠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的管理专家共识》指出，临床对于irAEs的有效管理需要依靠MDT协作，并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提升临床认知，从而精准指导临床医师制定正确的诊疗决策。

对于合并肺炎以外的其他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且缺乏标准治疗方案患者的治疗，80%的专家推荐由肿瘤内科联合相应专科（如呼吸科、感染科等）通过MDT共同制定治疗策略；17%的专家支持由不良反应所涉及的相关专科独立决策；另有13%的专家认为可由肿瘤内科独立决定治疗策略。

MDT通过整合肿瘤内科、放疗科、病理科、影像科及临床研究方法学专家，综合研判临床试验中关键问题，为目前尚缺乏标准方案的临床问题提供全方位考虑，包括适时启动临床试验评估，为治疗耐药患者制定个体化临床试验筛选策略，判断寡转移患者是否需纳入临床试验并在MDT模式下进行获益风险评估，以及合理解读和处理临床试验中出现的疗效异质性等。MDT为患者获得更佳治疗选择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临床试验中的MDT讨论应严格遵循国家诊疗规范与高级别医学证据。

《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基于伦理考量明确规定，在Ⅰ期临床试验中，应避免入组能够在现有常规治疗中获益或症状改善的肿瘤患者，而应优先选择标准治疗失败或无标准治疗可用的晚期肿瘤患者。在已存在公认有效标准疗法的情况下，肿瘤患者应首先接受该标准一线治疗；只有标准治疗失败或疾病复发时，患者方可参加试验药物的临床研究。对于新确诊且治疗目标为治愈的肿瘤患者，要求其接受特定的既定方案治疗至关重要。然而，对于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如无法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或预后不良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强制要求其既往接受过特定治疗可能会不必要地限制其参加临床试验的机会，从而剥夺其接触新的、潜在有效治疗药物的途径。为此，美国FDA卓越肿瘤中心于2022年7月发布指南，强烈鼓励所有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无论既往治疗史如何，都应获得参加肿瘤临床试验的机会，是否参与临床试验应基于患者与医师的共同决策，而非完全由试验的纳入排除标准预先决定。

关于何时需要进行临床试验评估，83%的专家推荐在所有患者初诊时即通过MDT评估其是否符合参与合适临床试验的条件；20%的专家认为仅在标准治疗失败或缺乏有效治疗方案时启动MDT进行相关评估。

NSCLC的精准治疗显著提高了患者疗效，包括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其前提是精准的分子分型。随着分子检测技术的发展和肿瘤相关通路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与NSCLC治疗相关的基因及位点被发现，NSCLC分子病理检测内容主要包括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相关分子改变。靶向或免疫治疗显著改善晚期NSCLC患者临床表现，但由于原发性或继发性耐药问题的存在，患者可能需要更新治疗方案，临床试验是后续治疗的重要选择。治疗耐药NSCLC患者入组临床试验时，MDT可通过“再评估—机制驱动匹配—可入组性把关”提升决策质量。一方面对患者病情、治疗目标及标准治疗可行性进行再评估，另一方面在分子病理参与下制定再取材/检测策略以识别耐药机制并匹配试验，同时综合评估纳入排除标准相关的体能与脏器功能、合并症/既往不良反应及脑转移等特殊情况，必要时讨论“局部治疗+临床试验”路径，并由研究团队参与评估筛选窗口、随访与不良事件管理，以提高真实入组率与可操作性。

关于治疗耐药患者临床试验入组策略，67%的专家推荐联合分子病理专家深入分析耐药机制后再推荐合适的临床试验入组；37%的专家建议由内科独立推荐后线新药试验；另有33%的专家建议通过内科、放疗科、外科等MDT评估常规治疗可能性。

目前，寡转移的定义仍存在争议，寡转移状态的判定需根据转移灶数量、器官分布、生物学行为等特征，结合影像学、病理学及分子标志物综合判定。《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5）》指出，NSCLC寡转移患者经有效的全身治疗后，采用放疗、手术等局部治疗手段可以带来临床获益，多学科综合治疗策略可以使肺癌寡转移患者获益最大化。推荐PS评分3～4分的鳞癌/非鳞癌驱动基因阴性患者的一线治疗采用最佳支持治疗或参加临床试验，推荐二线及后线治疗患者参加新药临床试验。

关于寡转移患者是否需要MDT评估临床试验，97%的专家推荐通过MDT进行综合讨论；部分专家支持不调整全身治疗而直接进行局部治疗（13%），或建议调整全身治疗方案并推荐后线新药试验（10%）。

疗效异质性指同一干预措施在不同患者亚群中产生差异化的疗效或安全性特点，是临床试验设计与分析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治疗效果异质性预测方法指导框架》指出，当前主流循证医学实践倾向于将试验汇总结果直接用于个体决策，其隐含假设是“符合试验入组标准的患者将获得相似的治疗获益与风险”。然而临床试验结果不断提示，即使同属合格受试者群体，患者间仍存在诸多关键差异，结局风险水平及治疗获益/危害的平衡度存在显著异质性。因此，即便对符合试验入组的个体，应用随机对照试验汇总结果指导个体化临床决策也存在局限性。《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指出，以下情况时，应考虑患者提前中止试验：（1）有证据表明疾病进展；（2）出现不可接受的不良反应；（3）患者要求退出；（4）研究者判断不适宜继续进行临床试验。

关于临床试验中疗效异质性处理，73%的专家推荐通过MDT评估异质性进展的生物学意义；60%的专家建议在MDT指导下进行局部干预后继续系统性治疗；另有33%的专家支持由研究者独立判断是否退出试验。

1. 数字化时代的多学科模式：MDT通过系统整合跨领域的医学专业知识，有助于制定更精准、更全面的个体化治疗策略。然而，组织跨学科会诊往往需要协调大量时间与人力资源，这一挑战在医疗资源普遍紧张的现实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与大语言模型等新兴数字化技术迅速崛起，并已在众多行业实现深度应用。在此背景下，一种融合AI的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AI-MDT应运而生。例如，有研究构建集成式AI-MDT平台（含流程自动化、智能决策支持与诊断辅助模块），整合大语言模型/深度学习驱动的实时循证知识库及计算机视觉影像分析，自2023年11月在国内某三级甲等医院实施以来已参与879次会诊（覆盖811例患者），提示其在提升会诊量、降低专家时间投入及促进数据利用等方面具有潜在价值。在胃癌领域的验证性研究中，通过回顾322例患者数据发现，AI系统与MDT总体诊断一致率达到86.96%，其中Ⅰ～Ⅲ期患者的一致率超过88%（Ⅳ期为45.8%）。另一项聚焦胸部肿瘤的研究表明，基于ChatGPT-3.5 Turbo模型的AI治疗方案结论与MDT团队最终决策的一致性高达76%，对于可手术患者，一致性更是达到了92.3%。现有证据显示，AI与MDT的深度融合，有望推动肿瘤临床诊疗朝着更全面、更及时、更高效率的方向发展。这种融合能够将MDT成员从繁冗的数据整理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将更多精力集中于临床决策核心环节，从而持续推动肿瘤治疗领域的进步。

2. 新技术下的多学科模式：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我国肿瘤治疗领域正加速构建“智能驱动、多学科融合”的创新诊疗体系。以AI和大数据为核心引擎的多学科诊疗（AI-MDT）模式，成功突破传统会诊的时空壁垒，通过智能算法实时整合影像组学、基因组学及临床诊疗数据，构建动态决策模型。例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信息化赋能MDT协作系统，通过与医院基础信息、电子病历、实验室/检验、医学影像等核心系统深度对接，实现多学科单病种数据全面共享，智能生成结构化诊疗讨论记录、自动形成多学科综合报告，实现医师端、患者端、管理端三位一体智能化操作。北京协和医院则创新性构建“互联网医院+紧密型医联体”模式，建立跨区域多学科诊疗协作网络，重点推进肿瘤诊疗标准制定、临床实践指南更新、专家共识形成，使多学科协作从院内延伸至全国医疗体系，构建起稳定高效的肿瘤诊疗协作生态。

3. 新时代下的多学科人才培养：人才是多学科诊疗机制运行的基础。肿瘤学科具有高度复杂性且发展迅猛，其教学模式正面临迫切变革需求。传统的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肿瘤治疗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要求。MDT模式不仅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其在肿瘤学教学领域也展现出显著优势，为教学改革指明了新方向。实践表明，基于MDT模式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方案，能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诊疗能力、临床决策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北京协和医院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是在“广博”的基础上做到“精专”，如住院医师、临床博后需要多科轮转后再定专科，通过多学科培养的机制设计，塑造青年医师全面的知识结构和整体的临床思维，站在“全人”的角度处理好临床问题。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推进临床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在本科低年级段开设MDT相关选修课程，培养MDT思维；将MDT团队建设与亚专科建设融合，依托亚专科专业强、特色显的优势，搭建人才梯队成长的新平台；引导加强MDT团队的培训基地建设，要求每年接受国内外短期培训/进修/参访学习，设计系统化的培训课程，建立培训专家库，编写相关书籍/教材，建立完备的考核机制。与此同时，随着医工融合等新兴治疗模式的兴起，肿瘤学教学也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整合多学科优势。例如，在肿瘤分子生物学课程中引入AI技术，不仅能动态模拟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更能通过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可视化呈现转化医学的实际应用场景，这对于学生深入理解肿瘤分子机制及其临床转化应用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肿瘤学教育应积极将MDT、AI、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融入教学体系，构建真正的医工融合创新培养模式，旨在培养更多兼具临床能力与技术素养、具备跨学科视野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综上所述，驱动基因阴性NSCLC的诊疗已超越单一科室的范畴，其疾病诊断、治疗方案制定、不良反应管理、特殊人群用药以及临床试验实施，均需依赖MDT的深度参与和决策支持。本共识通过系统梳理一系列关键临床问题，初步明确了在不同临床场景下，应整合影像、病理、内科、外科、放疗、介入及支持治疗等多学科参与，构建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治疗策略。期待更多前瞻性研究及真实世界证据不断涌现，进一步优化基于MDT的精准分层治疗体系，持续改善患者的长期生存质量与临床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