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乳腺癌诊疗进入快速迭代期。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不断拓展治疗边界，新型内分泌治疗及靶向药物持续重塑耐药后的治疗路径，免疫治疗、个体化肿瘤疫苗与细胞治疗也为部分难治性乳腺癌带来新的可能。与此同时，液体活检、单细胞测序、空间多组学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乳腺癌治疗由基于单次检测的静态分层，迈向持续监测肿瘤演化的动态精准决策。然而，治疗选择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临床决策更加简单。如何准确识别潜在获益人群、应对治疗过程中不断演化的耐药机制，以及界定HER2低表达与HER2极低表达的临床意义，仍是当前精准治疗面临的重要问题。

2026年6月，《中国癌症研究》（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CJCR）发表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院士团队文章: Turmoil and breakthroughs: Highlights and growing pains in breast cancer therapy 2025–2026。文章聚焦2025~2026年乳腺癌治疗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从分子亚型治疗突破、动态精准决策、肿瘤生态系统、耐药机制及诊断标准化等多个维度展开评述，在呈现创新成果的同时，也深入分析了新药快速涌现背景下乳腺癌临床实践面临的“成长烦恼”。

2025~2026年，乳腺癌治疗领域迎来了由药物创新、分子分层和治疗策略优化共同推动的系统性变革。新型靶向药物、ADC、免疫治疗以及动态分子监测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乳腺癌治疗由基于分子分型的相对静态决策，进一步迈向更加精细化、个体化和动态化的精准管理。

ADC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持续拓展乳腺癌治疗边界。在HER2阳性乳腺癌领域，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进一步巩固了其在高危早期及晚期一线治疗中的重要地位，其治疗获益人群也由传统HER2阳性患者逐步延伸至HER2低表达甚至HER2极低表达人群，进一步挑战了延续多年的HER2阳性与阴性二元分类框架。在TROP2靶向治疗领域，TROPION-Breast02等研究不断推动ADC向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前线治疗拓展，中国原创ADC芦康沙妥珠单抗在OptiTROP系列研究中也展现出显著疗效，为三阴性乳腺癌及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与此同时，中国研究者在HER2阳性乳腺癌领域也贡献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临床证据。中国主导的Ⅲ期PHILA研究显示，吡咯替尼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多西他赛用于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无进展生存。这些成果表明，中国乳腺癌研究正在由跟随国际进展逐渐迈向参与乃至引领部分临床实践。

此外，乳腺癌治疗策略也正在从“药物选择”进一步走向“机制导向”。对于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随着CDK4/6抑制剂应用逐渐成熟，研究重点已转向耐药后的精准干预。新型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degraders, SERDs）、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proteolysis-targeting chimeras, PROTAC）以及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不断拓展治疗选择；液体活检指导的治疗调整策略，也开始推动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由经验序贯转向机制导向的精准干预。对于长期被认为治疗选择有限的TNBC，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持续深化应用，TROP2 ADC不断拓展临床价值，个体化mRNA疫苗和细胞治疗等新兴策略也开始展现潜力。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表明，TNBC正在逐步从“缺乏明确靶点”的困境中走出，进入免疫调控、多靶点治疗和个体化干预并行发展的新阶段。

总体来看，2025~2026年乳腺癌领域的突破并非来自单一药物或单一亚型，而是不同靶点、不同治疗模式和不同技术路径共同推动的系统性演进。乳腺癌治疗模式正在由单纯扩大治疗选择，逐步转向基于疾病特征和治疗反应的精准管理。

传统乳腺癌精准治疗主要依据初诊或疾病进展时获得的组织样本，对ER、PR、HER2、Ki-67等进行检测，并据此选择治疗方案。然而，肿瘤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疾病。在治疗选择压力下，肿瘤细胞会持续发生克隆演化，原有优势克隆可能被抑制，新的耐药克隆则可能逐渐扩增；HER2表达水平、激素受体依赖性、DNA损伤修复能力及免疫微环境状态也可能随治疗发生改变。因此，一次组织活检往往只能反映某一时间点、某一取材区域的肿瘤状态，难以完整呈现疾病全程的生物学演化。

液体活检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通过动态检测ctDNA及耐药相关突变，临床医生有望在传统影像学进展之前识别分子层面的变化，并提前调整治疗策略。SERENA-6研究通过ctDNA动态监测ESR1突变，并指导治疗调整，将“动态分子监测”由概念验证推进至治疗决策层面。这一变化意味着，精准治疗的内涵正在由“依据基线特征选择药物”，逐渐扩展为“根据肿瘤演化持续校正治疗”。未来，组织病理、液体活检、影像学评估、临床表型及多组学数据的整合，可能推动乳腺癌管理由阶段性决策转向贯穿疾病全程的动态管理。

随着分子分型和靶向治疗策略逐渐成熟，乳腺癌研究的视角也正在由单纯关注肿瘤细胞，转向理解肿瘤细胞与其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并非仅由肿瘤细胞自身决定，还受到免疫微环境、神经内分泌调控及转移前生态位等多重因素影响。单细胞测序、空间组学等新技术，正在帮助研究者更加深入地解析不同细胞群体的功能状态、空间分布及相互作用，为免疫治疗优化和转移干预提供新的思路。例如，单细胞分析发现的CXCL13阳性T细胞亚群，以及NET-DNA/CCDC25轴介导乳腺癌肝转移的机制，进一步揭示了免疫生态与器官特异性转移之间的复杂联系。

肿瘤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不仅影响疾病进展和器官转移，也深刻参与治疗敏感性变化与耐药演化。新药不断涌现，但肿瘤并不会停止演化，耐药仍是限制患者长期获益的核心障碍。在ADC领域，T-DXd耐药机制正在逐步被揭示，包括HER2表达动态降低或丢失、药物内化与有效载荷释放受损、DNA损伤修复能力改变、肿瘤微环境重塑及免疫逃逸等。由于HER2表达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异质性，单次活检往往难以代表不同病灶和不同治疗阶段的真实状态，也难以准确预测后续治疗反应。更现实的问题在于，ADC耐药后的最佳治疗路径尚未明确。患者应继续选择具有不同抗体、连接子或有效载荷的ADC，还是转向化疗、其他靶向治疗，或依据重新活检及分子检测结果实施个体化干预，目前仍缺乏充分的前瞻性证据。这也提示，ADC时代的临床难题已不再只是“能否获得治疗反应”，而是如何延长获益、识别耐药机制并合理安排后续序贯。

在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中，CDK4/6抑制剂进展后的治疗选择同样复杂。对于仍具有明显内分泌依赖性的患者，继续采用内分泌联合靶向治疗，可能在维持疗效的同时减少治疗毒性；而对于快速进展、存在内脏危象风险或多重耐药机制并存的患者，ADC可能更具优势。临床真正困难的并不是“是否有药可用”，而是如何准确判断内分泌治疗的获益窗口，以及何时应及时转向ADC。这一边界目前仍不清晰，可能导致部分患者在无效的内分泌治疗上停留过久，也可能使另一些患者过早接受毒性更高的治疗。

与此同时，HER2低表达和HER2极低表达概念在扩大T-DXd潜在获益人群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诊断挑战。传统HER2检测体系主要用于区分HER2阳性与阴性，并非为精确识别低水平表达而建立。现实中，IHC 0与IHC 1+之间的判读一致性仍然有限，不同病理医师及不同中心之间的结果差异，可能直接影响患者是否能够获得相应治疗机会。人工智能辅助病理判读有望提高检测一致性，但其广泛应用仍受到算法验证、样本标准化和临床可及性等因素限制。未来仍需进一步统一病理判读标准、明确HER2极低表达的临床阈值并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否则，治疗技术快速前进的同时，诊断可靠性可能成为制约精准治疗落地的关键短板。

随着新药和新技术不断涌现，乳腺癌治疗正面临新的“选择悖论”：治疗手段越丰富，精准分层和序贯决策越复杂。未来的核心问题，将不再只是“是否有药可用”，而是如何在正确的时间，为正确的患者选择正确的治疗。液体活检、空间多组学、真实世界研究及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有望帮助临床更早识别耐药、优化治疗路径，并推动乳腺癌管理由一次性分层走向全过程动态调整。

总体而言，该文既总结了2025~2026年乳腺癌治疗的重要突破，也指出了耐药、诊断和序贯决策等现实挑战。乳腺癌精准治疗的下一阶段，将不再止于提供“更多药物”，而在于通过动态监测与精准分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更优选择”。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姜明霞为该论文第一作者；徐兵河院士为通讯作者。

Cite this article as: Jiang M, Xu B. Turmoil and breakthroughs: Highlights and growing pains in breast cancer therapy 2025−2026. Chin J Cancer Res 2026;38(3):295-297. doi: 10.21147/j.issn.1000-9604.2026.03.03